債券投資的其中一種簡單二分法是按照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將固定收益產品分類為投資級別債券及高收益債券（英文：High-Yield Bonds），後者亦被稱為「垃圾債券」（英文：Junk Bonds）。本文為投資者梳理考慮這類高息債券時必須釐清的關鍵特點及風險。
何謂高收益債券／垃圾債券？
高收益債券（High-Yield Bonds）除了早年被稱為垃圾債券（Junk Bonds）以外，還有非投資級債券（英文：Non‑investment‑grade bonds）及投機級債券（Speculative‑grade bonds）等稱呼。這種高息債券的定義是指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低於投資級別，即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惠譽（Fitch Ratings）低於BBB−、穆迪（Moody’s）低於 Baa3的公司債，被歸類為投機級別（英文：Speculative-grade）。
| 區間 | 性質 | S&P / Fitch | Moody’s | 常見稱呼 |
| BBB− / Baa3 以上 | 投資級別債券（Investment‑grade） | AAA ～ BBB− | Aaa ～ Baa3 | 投資級債券、Investment‑grade bonds |
| BB+ / Ba1 以下 | 垃圾債券／高收益債券／投機級別債券（Junk Bonds／Speculative‑grade / High‑yield） | BB+ 以下至 D | Ba1 以下至 C | 高收益債券、投機級債券、垃圾債券（junk bonds） |
值得留意的是高收益債的「高收益」是源自整體發行人評級低於投資級，並非單純指高利息。高收益債券的發行人共同特徵是企業財務槓桿較高、現金流穩定性較弱、正處於轉型或面對下行壓力行業，違約機率明顯高於投資級企業或政府債券。這類企業為吸納資金，需要支付高於投資級債券的票面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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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債券之父」Michael Milken
高收益債券由早期被視作邊緣化投機工具，演變為現代資產配置中常見的組成部分，不得不提「垃圾債券之父」Michael Milken。
1946年生於加州的Michael Milken，自學生時代起便對低評級企業債券產生濃厚興趣，至七十年代加入投資銀行Drexel Burnham Lambert開始提倡市場低估高收益債券的實際價值，指這類高息產品實際上能為投資者帶來豐厚的經風險調整回報，
Michael Milken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系統性經營低評級公司債，讓中小型企業、新興行業（如媒體、電訊）能夠藉住高收益債獲得大規模資本，推動大量槓桿收購及敵意併購。在1987年高峰時期，Michael Milken單年收入高達5.5億美元，屬華爾街最高收入的金融人士之一。
不過在八十年代末，Michael Milken因內幕交易、市場操控等多項指控遭美國司法部及證監會（SEC）調查，最終被判處監禁及繳付6億美元罰款，並被終身禁止從事證券業；同時全球監管機構自此對銷售結構性、投機性固定收益產品的規管明顯收緊。2020年美國總統特朗普赦免Michael Milken罪名。
高收益債券的回報與風險補償
高收益債券的回報可以理解由無風險的美債收益率與信用利差2大部分組成，後者反映發行人企業及固定收益產品風險溢價。根據不同金融機構統計，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高收益債券平均每年比同期限的美國國債高出約500至600基點的利息作為對信用、流動性等額外風險的補償，而平均信用利差區間會隨時期不同而波動。
由於高收益債券屬典型的周期性資產，上述的信用利差在經濟擴張期會受惠企業盈利改善而收窄，反之在經濟衰退預期時則會出現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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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債券市場的重要歷史事件
八十年代 -德崇證券破產 高收益債市場乾涸
八十年代是美國高收益債券市場的爆發期，在「垃圾債券之王」Michael Milken領軍的投行Drexel Burnham Lambert主導下，市場規模從1979年的100億美元激增至1989年的1,890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超過34%。
不過在過度槓桿、內幕交易醜聞及監管機構出手等多重打擊下，高收益債券自1989年起發行量急劇萎縮，至1990年幾乎完全停滯，而Drexel在1990年申請破產，成為當時華爾街有紀錄以來最大的投資銀行倒閉案。1990年高收益債券市場結束連續十多年的正回報紀錄，首次出現負回報。
次按危機- 金融機構槓桿過高導致系統性風險
次按危機下信用利差急速擴大、高收益債指數在短時間內錄得雙位數跌幅，違約率在金融危機後期飆升，2009年達到13%以上，銀行、金融機構、休閒/媒體、森林及建築產品/房屋建築商等行業的違約率遠超長期平均水平。
上述情況反映高收益債券對系統性壓力極為敏感，同時流動性凍結使較為優質高收益債券也同步遭拋售。至2009年後在各國政府救市措施和經濟復甦下，高收益債的違約率迅速降低。
期間香港發生「雷曼迷債」事件，香港監管機構隨後引入多重規範，包括加強產品分類與資產分隔管理，以及強化適合性評估與風險披露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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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後 -中國內房高收益債連環違約
中國政府在2020年推出「三條紅線」政策，強制要求房地產商降低槓桿觸發連鎖反應，中國民營地產商發行的高收益美元在COVID後連環違約，亞洲高收益指數在一年內暴跌超過四成。
受房企違約拖累，亞洲高收益公司債違約率在2022年飆升至約16.8%，2023年仍維持在約10%，之後隨房企規模縮小與政策調整才開始回落。自此亞洲的高收益債券收益與風險更集中於非房地產行業及具國企背景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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